关于神经症的那些事11——焦虑的轮回

漫语田 2022-09-07 16:22:28 阅读次数：0

神经症是神经官能症的简称，也有人称为精神神经症，是一系列的精神障碍疾病的统称。常见的精神神经症有神经衰弱、强迫症、焦虑症等。主要是由于患者受到不良的社会因素、不健康的素质和人格特性等原因引起，会导致患者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，受累心脏、肠胃等地方，危害患者的心身健康。

漫语心理诚邀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——申晨煜博士，开设《关于神经症的那些事》专栏科普相关知识，欢迎大家阅读学习！

【一】

一个来访者被周围朋友评价为高冷，不会主动关心别人，Ta自己解释为不愿意跟别人聊闲天，“这是浪费时间”或者“这是无效的沟通”。我好奇“那什么才是有效的沟通？怎样才是不浪费时间？”在Ta的印象中，聊天一定需要带着目的性，比如为了解决矛盾、为了使得事情有所进展。有时候甚至需要功利一些，对自己有用的人和事，Ta才愿意去花时间了解和沟通。

可Ta说着说着意识到“不聊闲天儿”可能有些不对劲，因为这让生活变得无趣，而且充满了“政治正确”，那些有趣的人和事离Ta越来越远，而自己的情绪也逐渐表现出抑郁和过分担忧的状态。

成长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不喜欢“聊闲天儿”，比如在原生家庭中缺乏轻松而温馨的环境、学校的某个老师曾因自己聊天而严厉的批评指责，或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聊天对象等等。这些都让我们以为“聊闲天”、“说废话”是不对的，逐渐使自己丧失掉了这种能力，但与此同时可能丧失掉的还有“情绪排解的通道”和“获取快乐的源泉”。

【二】

一个来访者向我抱怨有无休无尽的工作等着Ta，每周要经历996的“福报”，周日也丝毫不敢怠慢，“做完了又能怎样？后面几周还有无数个任务等着自己，而且个个都有挑战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得好”。

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Ta，细细想来自己最近何尝不是这样，阅读、备课、做咨询、写作，整天疲于奔命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早就计划好的出行也一再延误。

刷公众号时看到李松蔚老师的问答篇，学生误认为他能轻松的理解来访者，并且很容易就能给出有效的干预措施，但在他的回应中，事实并非如此，他在推演干预措施时甚至需要反复四五次，而且每当面对来访者，他也坦诚，即使精心准备，有时也难以达到让自己满意的效果。

我们时常难免陷入委屈——“凭什么有的人可以那么轻松，而我就得这么费力地活着”。“其实不必陷入这种自怜，没有谁的人生是不费力的，也许有，但至少我们不是。既然不是，我们就费力地、好好地生活下去”。

【三】

一位焦虑症患者偶然间看到新冠肺炎的新闻后，控制不住地担心会被传染，行为上表现出反复清洗、不敢乘坐公交地铁，Ta会反复向周围求证“我这样不会感染Covid-19吧”，并且期望得到确定不会感染的答复，可不论家人和医生如何解释安慰，Ta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慌情绪，而且认定对新冠肺炎的担心会持续下去。

可半月后Ta来复诊，对新冠的担心竟已消散，我很好奇怎么会这样？Ta解释为“在乘坐了各种交通工具后，自己依然安好，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，所以自然就不再担心了”。前后两种状态简直判若两人，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我，我继续追问，Ta才说“其实是因为最近跟朋友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整天为此烦恼，这才没时间和精力顾及新冠肺炎的事情”。

神经症患者惯常如此，在遇到了某个困境时，感觉人生会卡在这过不去，继而出现各种焦虑、强迫、疑病等烦恼，可偶然的境遇就能让Ta如释重负，可一般“好景不长”，没过几日又会重蹈覆辙，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而已。

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，不妨回顾一下过往的经历，你可能发现自己只是在一个接一个的“焦虑的轮回”中度过，那这些烦恼还有必要么？

【四】

一位焦虑者很早就得知了正念冥想能够缓解症状，可对于如何做到“不加评判地接纳一切”感到困惑，认为这是开始冥想之前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，不然Ta很担心冥想是否真的管用。为了搞明白正念冥想缓解焦虑的机制，Ta查阅了很多资料，但始终未能开始实践。

C.C.霍鲁日在描述静修实践时说：“为了获得静修主义经验，所需要的不是学习耨中知识。获得这样的经验必须通过非常专门的经验……彻底融入长老的经验和个性之中……在世界各地完全相互独立地产生的其他精神传统里，在佛教、道教里也都有同样的现象。”实践活动不是从懂道理开始的。

【五】

有时疑病焦虑的出现继发于家人或朋友的离世，尤其是经历父母亲的离去，这可能是Ta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死亡的气息，病痛、衰老、呻吟、窘迫、无能为力、悲惨，种种体验都会让人产生不适。Ta们可能开始需要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但由于死亡焦虑的存在，Ta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地审视着自己的身体，一旦出现丝毫的不舒服，就会想到最不好的结果。

欧文亚龙曾经这样表述：“失去父母使我们碰触到自己的脆弱；如果父母都无法拯救他们自己，谁来拯救我们呢？父母离去之后，我们与坟墓之间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正相反，我们变成了子女与死亡之间的屏障。一位同事在父亲去世后的体验可以作为例子。他很早就已预料到父亲的死亡，因而能平静地接受这个消息。然而，在返乡参加葬礼的飞机上，他却惊慌失措。虽然他是个经常旅行的人，但他突然对飞机是否能平安起降失去了信心——好像他对抗不确定性的屏障突然不见了。”